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戰略高度提出的時代新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扎實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必須堅持“兩個結合”，深入研究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中國式現代化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的“國情”與“特色”，既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改革開放史的實踐體現，更是中華文明傳統影響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及其孕育的優秀傳統文化沃土。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深化與發展，“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因此，我們應該將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與黨的二十大報告結合起來，系統學習并作深入闡釋。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領導黨和人民推進治國理政的實踐中，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創新與理論概括，以我國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為基礎。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傳統、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的辯證關系。

　　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經歷了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的一系列變革。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化運動開始于18世紀的西歐。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指出：“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從18世紀后半期，從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開始的。大家知道，這些發明推動了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同時又引起了市民社會中的全面變革。”自從西方現代化國家發展起來之后，一些后發國家也先后通過各種途徑發展工業、創新科技，以適應世界經濟環境。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按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人類社會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不同階段：原始生產力，即自然形態生產力，及其相適應的采集、漁獵時代；農業（含畜牧業）生產力，即半自然半人工形態生產力，及其相適應的農業文明時代；工業生產力，即完全人工形態生產力，及其相適應的工業文明時代。這三大生產力與相應的社會形態，是全世界所有文明國家都必須經歷的順序和階段，因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具有一般性。

　　但是，在每一種大的生產力系統內，由于地區不同、自然環境不同，又會有具體不同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進而有不同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這是其特殊性。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而且，不同地區的特殊性有其縱向發展的因果關系。這樣就形成了不同地區的歷史傳統與不同的現代化之間的因果關系。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國情”與“特色”，就是從一萬年文化史與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承繼而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世界上五千多年前起源的兩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都先后中斷了，只有中華文明從五千多年前起源后，一直綿延發展至今。雖然西歐的現代化發展最早，北美的現代化發展最快，但是，西歐的文明史一般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至今兩千多年，美國的文明史一般從北美獨立戰爭結束算起，至今只有兩百多年。從歷史傳統與現代化的角度考察，世界上任何一種現代化都無法與中國式現代化所繼承的五千多年文明歷史傳統相比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觀察歷史的中國是觀察當代的中國的一個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就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人民的抱負和夢想，很難全面把握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民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現代化探索之路。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相繼而起。這些運動始終以中西文化的討論為變革的基礎，具體表現為“中體西用論”與“國粹論”、“西化論”與“中西互補論”、“全面西化論”與“中國本位論”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大家越來越認識到：適應世界性的現代化發展趨勢而又繼承創新自己的歷史傳統，才是中國發展現代化的合理選擇。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追求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再到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最終成功走出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進行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到2021年建黨百年之際，在理論上由“一個結合”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兩個結合”。

　　深入了解中華文明有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新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走過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發展歷程。我們要推進中華文明歷史研究，歸納總結中華文明的形態特質，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及其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支撐。

　　第一，在地廣物豐、人口眾多的農牧文明基礎上創造“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在距今一萬年左右，我國已由舊石器時代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食物的采集者發展為食物的生產者，動物的狩獵者發展為動物的畜養者。一萬年來，在我國廣大區域內，農業、畜牧業、漁業、游牧業持續發展，從未中斷，從而養育了人口眾多的中華兒女。我國人口到春秋戰國時代已有1500多萬，秦代有2000多萬，漢代6000多萬，唐代8000多萬，到了明代已超過1億，清代達到了4億多。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文明史基礎。

　　迄今為止，全世界現代化比較發達的美國，人口3億左右，約是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歐盟人口總數4億多，約占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發展現代化，由于人口規模巨大，產業結構復雜，必將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

　　第二，在“以民為貴”傳統社會觀、“鄰里和睦”傳統倫理觀基礎上創造“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由于農牧生產、聚族定居的長期延續發展，中華文明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其中包括血緣管理、農村公社、井田制、集體耕作等。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華民族“以民為貴”“與民同樂”為內容的社會觀，“鄉土情結”“鄰里和睦”的倫理觀。《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孟子·盡心下》），所以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孟子·梁惠王下》），要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建構“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和睦親情環境（《孟子·梁惠王上》）。

　　這些社會觀、倫理觀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幾千年來延續發展，最終積淀成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深刻規范著子孫后代的行為習慣。“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創新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在“修身齊家”“剛正無私”傳統精神道德基礎上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非常豐富，而其基本內容都與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父權家長制血緣管理結構，決定了個體家庭包含在宗族群體內，宗族、部族又包含在國家群體內。這是由大小不同層級的“家”“家族”“宗族”而組成“國”，有“國”才有“家”。中國古代的“國家”就是“家國一體”。儒家文化因此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

　　在長期的農牧業生產過程中，古代先民觀察日月天體的運行，并從太陽的早上東升中感悟“奮發斗爭”精神，從太陽的普照大地中感悟“慈善友愛”情懷，從太陽的直照無偏中感悟“公正無私”原則。儒家經典對此作了一系列的概括總結。《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系辭》：“周乎萬物”，“道濟天下”。《孟子·盡心上》：“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這是關于“奮發斗爭”“慈善友愛”的論述。又如，《周易·觀卦》：“中正以觀天下。”《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管子·君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公平正義”“剛直無私”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既是社會群體原則，也是個體精神追求。

　　中國古代這些充滿正能量的精神原則，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對中國式現代化有啟發意義。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是發展物質文明，滿足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同時，我們還必須倡導理想信念、豐富精神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我們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第四，在“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傳統宇宙觀基礎上創新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我國歷代先民深深體會到，陽光雨露、山川土地是農作物得以生長豐收的保障，是飛禽走獸水產得以存活肥壯的根源，而人更是天地萬物的中心。于是，在部族酋長、父權家長的率領下，全體族民共同崇拜天體日月神、山川土地神、部族祖先神，定期舉行隆重的宗教儀式活動。在巫術宗教觀念里，萬物有靈。為了親近大自然，因而有許多圖騰崇拜。在中華農牧文明史上，神話、圖騰與儀式活動長時期不分離，宗教、政治與社會倫理始終三合一。于是有“天人合一”“陰陽互補”“人與神轉化”“人與動植物互擬”等宇宙觀、自然觀。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就倡導綠色經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這些生態思想、環境意識都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陰陽互補”等宇宙觀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轉化創新。

　　第五，在“萬邦協和”“和而不同”傳統天下觀基礎上創新發展“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華文明由起源時期的“多元并行”格局，到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時期的“多元一體”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萬邦協和”“和而不同”“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等天下觀，與“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們“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的。今天，中國現代化文明的高度遠遠超過了古代農牧文明；現代化文明形態的復雜性也遠遠超過了古代文明形態。然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征及其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仍然是中國古代農牧文明轉化創新的結果。因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前面總結的古代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關聯的五個方面，就是在“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所作的考察。因此，世界了解中國，既要了解當代中國，也要了解古代中國。

　　堅持“兩個結合”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理論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進行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重點強調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兩個重大命題。為了落實這“兩個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兩個結合”的重要性：“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還從五個方面為我們具體落實“兩個結合”作了全面系統的闡釋，“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戰略性、指導性”。我們應該深刻領會，貫徹落實。

　　第一，彼此契合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向高級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不變；但同時，由于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又影響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具有具體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與不同的文明形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恩格斯據此在1890年致康·斯密特的信中指出：“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

　　中國文化是在一萬年農牧生產基礎上產生的。西亞的兩河、南亞的印度河、北非的尼羅河都是南北走向，同一河流的不同河段處在不同緯度上，因而其生產生活方式往往不同，文明形態也有差異。中國的長江、黃河、西遼河等產生文明的幾條大河都是東西走向，同一條河流處在同一緯度上，因此其生產生活方式基本相同。這就決定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明起源階段可以是“多元并行”的發展格局，到青銅時代夏商周早期文明發展階段，又可以是“多元一體”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所強調的中華文明連續性、統一性、包容性等突出特性，就應該從這樣的特殊環境背景中去尋找深層文化結構基因，從而在理論上建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彼此契合性。

　　第二，互相成就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果，應該是“互相成就”。由于一萬年來的中國農牧生產處于不同緯度的河流上，因此形成了不同特征的文化圈；而同一河流又處在同一緯度上，因此又使得各文化圈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決定了中國先民很早就聚族定居，安土樂業，家庭、宗族、國家和諧統一，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始終建立在悠久而堅固的血緣管理基礎上。這與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總結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與國家都建立在地緣管理基礎上是不一樣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起源是地緣管理與公共權力的統一，中國的文明起源則是血緣管理與公共權力的統一。因為東西方文明形態的不同，就決定了東西方傳統文化各具特色。馬克思主義的文明國家學說是建立在西方古代材料基礎上的，可以為研究中華文明作參照，而中國百年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概括總結的中華文明國家理論，可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通過“兩個結合”，可以“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第三，道路根基性。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形成了一萬年獨特的農牧生產及相應的文化，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中華文明獨特的起源發展規律，并孕育出獨特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萬年的農牧生產綿延發展，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綿延發展；“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因此，堅持“兩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

　　第四，創新空間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就是發展馬克思主義，豐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為了總結西方現代化，寫作《資本論》，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專門研究了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形態。馬克思的研究結果顯示：全世界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有東西方的異同。歐洲是先有古典的即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繼有中世紀日耳曼的封建制；而古代東方，馬克思則概稱之為“亞細亞社會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雖然都很重視“亞細亞社會形態”，但當時他們的研究重點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他們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生產方式比較系統，而關于亞細亞的理論還有許多空白。這樣就造成了整個20世紀中國史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與難點。

　　又如，1881年，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分析指出：俄國的“土地公有制賦予它以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而它的歷史環境（資本主義生產和它同時存在）又給予它以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因此，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機器而逐步以聯合耕種代替小土地耕種，……如果它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系的出發點”。馬克思關于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古代亞細亞社會形態特征與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是有啟發意義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我們要利用百年考古新資料，堅持“兩個結合”，不僅為馬克思主義亞細亞理論與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提供豐富而寶貴的中國資料，而且還可以發展出亞細亞理論的中國模式，豐富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為當今中國提供理論創新。

　　第五，文化主體性。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堅持“兩個結合”，就是要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我們既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分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特色，總結中華文明的發展規律，又要根據中國文化、中華文明豐富而獨特的材料發展馬克思主義，創新馬克思主義，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總而言之，我們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研究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總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特色。堅持守正創新，賡續歷史文脈，推動文化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