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滕晗

　　2024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屆時將確定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外貿，2024年將面臨怎樣的形勢？全球貿易正在面臨結構性調整，中國將如何應對？

　　近日，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分享了他的觀點。余淼杰認為，2024年我國外貿結構相較于去年預計沒有太大變化，今年外貿順差大概在6萬億元，與去年持平，外貿總額相對2023年略有上升，但上升得不多，對歐盟的出口會出現“量降價升”的態勢。

　　在談到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時，余淼杰表示，從當前看，外貿結構調整面臨的問題是貿易鏈比較分散、貿易的風險相對增大，所以在調整過程中，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這兩年應該沒有特別大的變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讓位于投資。

　　“人民幣貶值會對中國出口產生一定的好處，但是對進口而言，成本就會提升，且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利好會在兩個季度之后體現出來。”余淼杰說道。

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

　　今年外貿順差預計與去年持平，對歐盟出口“量降價升”

　　澎湃新聞：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屆時將對今年經濟增長目標作出要求，您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

　　余淼杰：第一點，我認為我們是具有達到5.3%-5.4%的潛力的。對照一下去年，去年在全球經濟疲軟、中國經濟還在疫情中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還取得了5.2%的經濟增速。近期，IMF上調了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對今年的判斷比去年相對樂觀，同時，總體上來講，中國經濟也已經初步回暖，在這樣大的背景之下，我認為今年是有望達到5.3%-5.4%的經濟增速的。

　　當然，要達到這個經濟增速，需要我們切實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特別是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統籌好改革和開放的關系，統籌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講，要構造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推進更大規模、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要深化改革，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質生產力，應對有效需求不足，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推動發展，另外，國內深化改革最重要任務是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

　　我覺得今年主要還是要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換言之，消費起著基礎的作用，但投資起到關鍵的作用，外貿是保證穩中求進，這是我認為的今年對“三駕馬車”的定位。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外貿形勢？相較于2023年，會有哪些變化？有觀點認為，2024年外貿需要關注“價格”的影響，您如何看待？

　　余淼杰：今年的外貿形勢，我做兩個判斷，第一，2024年的外貿順差能達到6萬億元，和去年持平。之所以做出這個判斷，是因為今年我國的貿易結構和去年相比，并沒有發生深刻的變化，本質上還是類似的——一般貿易占了2/3，加工貿易占了1/3，來源地及附加值的比例構成也比較類似，短期之內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我認為今年的外貿順差和去年外貿順差基本持平。

　　第二，外貿總額，我認為2024年的外貿總額相對2023年應該略有上升，但上升得不多，我的判斷是大概在42萬億元-43萬億元。為何做出這個判斷？如果看去年的外貿總額，盡管2023年的進口數量相對于2022年有提升，但由于價格的下降，導致2023年進口總額有所下降。

　　今年會是另外一種形式，即出口的量會下降，但價會上升。量會下降，是由于現在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比如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紅海地區的危機等，導致我國主要的航線紅海航線等受阻，換言之，我國出口的很多產品，特別是向歐盟出口的產品現在應該繞道好望角，加大了貿易的運輸成本，大概加大1/3左右，這樣將對我國出口的數量產生不利影響。但是，有利的一面是歐盟對我國產品的需求很難在短期內找到替代品，因此給定需求不變，但供給減少的情況下，價格會上升。換言之，今年外貿在歐盟市場體現出的架勢是“價格上升、數量下降”，總額上和去年差不多。而對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市場，應該說今年的數量和價格都會溫和上升。因此，總體而言，今年的外貿形勢比去年好一點，會增加1萬億元到2萬億元左右的貿易總額。

　　外貿結構調整過程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讓位于投資

　　澎湃新聞：全球貿易面臨結構性調整，在調整過程中，中國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如何變化的？對外貿企業而言，應該如何應對？

　　余淼杰：從當前看，外貿結構調整面臨的問題是貿易鏈比較分散、貿易的風險相對增大，所以在調整過程中，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這兩年應該沒有特別大的變化，作為“三架馬車”之一，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讓位于投資，我認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大。

　　但這并不意味著外貿企業沒有機遇，對外貿企業來講，最重要的是提質增效，提高出口品質量，這點特別重要，我們現在外貿市場上靠走量、靠走低端的比較優勢在下降，所以我們要向質的提升發展，提高出口品的質量，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同時，要注意差異化發展，高端產品主打歐美市場，緊盯歐美、深耕日韓，因為我們從日韓主要進口大量的核心中間品，然后再跟國內的中間品融合，產生“1+1”大于2的作用，這樣有助于提升我國出口品的質量。

　　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市場，我們主要是走價優物美的路徑，換言之，在保證一定質量的前提之下，關鍵是要價優，價格有競爭力，以實用為主。

　　澎湃新聞：您曾經提到，新興國家成為我國最重要貿易伙伴，是深刻的、根本性的結構性變化，我們看到去年中國與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的進出口總值增速有所放緩，您認為背后原因是什么？

　　余淼杰：確實，新興國家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這是深刻的、根本性的結構性變化，去年之所以與東盟的進口總額增速有所減緩，是因為東盟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以及經濟的基本面不是特別理想，從這個角度來講，需求相對疲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因為去年我們進出口加大的重點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而且主要在綠色貿易，像與陸上絲綢之路國家的貿易上升得比較快。所以東盟貿易增速下降是表象，并不代表說以后東盟不重要，其實相反，與東盟的貿易從長期來講或者說在今年的表現會向好。

　　澎湃新聞：一段時間以來，“外資撤離中國”的聲音時有出現，對此，您如何看待？對于當前吸引的外資更多是服務業等輕資產行業，您認為是否有值得關注的地方？

　　余淼杰：“外資撤離中國”是一個不完整的命題，準確地講是一部分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撤離中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漲，從產業全球化的角度出發，這類產品自然而然會轉到勞動力密集、勞動力豐富、勞工成本比較便宜的國家，這是大勢所趨。相反，資本密集型產業不但沒有撤離中國，而且更加傾向到中國來投資，理由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最重要的是全產業鏈的配套以及產業的集聚，這兩點特征是中國的優勢，因此很多資本密集型企業會傾向向中國投資。因此，“外資撤離中國”是一個不完整的命題，只看到了一部分——勞力密集型產業在撤離，但資本密集型產業并沒有這樣的情況。

　　澎湃新聞：近年來，“新三樣”出口表現不俗，但考驗也逐漸出現，您認為2024年“新三樣”出口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有哪些？對整體外貿的影響是怎樣的？

　　余淼杰：我認為“新三樣”在2024年一樣是面臨著很好的機會。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新能源汽車產銷國，我們的新能源汽車相對已經成熟，鋰電池等配套體系也都是有助于出口的，同時，我們的新能源汽車出口也是促進綠色貿易的一個體現，是促進全球保護環境的具體體現，所以在這一塊，我的判斷是方興未艾，還有很大的空間。

　　人民幣貶值利好出口會在兩個季度之后體現出來

　　澎湃新聞：2023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起伏較大，您如何看待波動原因及未來走勢？對外貿具體的影響如何？

　　余淼杰：去年人民幣匯率發生了比較大的波動，這也是一個市場化的結果。如果人民幣貶值，其在兩個季度之后會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一定的好處，但是對進口而言，成本就會提升。人民幣貶值對加工貿易會是一個挑戰，但對一般貿易而言是利好，因為我國一般貿易的比重大于加工貿易，所以人民幣短期貶值有利于中國的出口，這種利好會在兩個季度之后體現出來。

　　但是，從長期上來看，人民幣應該還是升值的趨勢，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在長期中是升值還是貶值，主要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是在上升的，在全球范圍內也是走在前面的，因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是有升值空間的。

　　澎湃新聞：有外貿企業反映，人民幣匯率波動大影響企業財務穩定性，在防范策略方面，您有何建議？

　　余淼杰：人民幣匯率波動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企業財務的穩定性，這是正常的，那么企業怎么防范？我認為，可以采用一些金融產品來對沖風險，同時，也要認識到，如果加大對俄羅斯等國家的出口，特別是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實際上是不太會受到人民幣和美元匯率變動的影響，當然也要“因企而異”。

　　總體來講，企業總是要練好內功，一個成熟的企業一定要面對多種多樣的挑戰，我們現在面臨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匯率波動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且是相對比較小的波動的方面，企業只有經得過這個考驗，建立起比較好的穩健的財務體系，自身競爭力提升，才能夠在競爭中應對自如，這需要一個過程，但是經過這個風浪之后，企業也會越做越強，實現中國企業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